这种主权与统治权双层结构正体现了统治权概念的独立性。

2．行政对策（1）斩断利益链条，完善配套制度利益链条，构成启动征收权的目的因。最为彻底的解决方法，是直接修改《宪法》条文。

1988年的《宪法》修正案第2条将第4款修改为：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它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在浅层原因中，既有内因，又有外因。通过开征这些税种，将目前为预算外收入的号称第二财政的土地财政，逐步转变为纳入第一财政是税收体系之内的土地财政。虽然个人利益并不等于个人产权——有些个人利益虽未体现为个人产权，但仍然属于真正的个人利益——但是，公共物品却有些不同：一方面，因为存在搭便车的可能，就使得追逐私利的个人没有动力去生产或维护此种公共物品，结果可能导致公共物品匮乏。城市扩张的土地只能来自于农村，而绝大部分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

第二，分配方案不公开、不公正，欺诈舞弊盛行。（2）重新厘定土地征收的客体、主体及征收方式认清征收概念后，我们就可以重新科学地界定土地征收概念：所谓土地征收，是指对以土地为核心的财产权益的征收。[26] [英]密尔顿著：《论出版自由》，吴之椿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5页。

表达是一种形式，表达的内容包括意见、思想、观点、主张、看法、想法、信仰、信念、见解等，[5]因此言论自由是表达自由的一种，表达的形式不局限于言论，它可以是言论，也可以是行为，如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行为通常也被认为属于表达自由的范畴。……在直接涉及人与人的关系，因而又最直接地影响到政治观点的学科中，如历史、法律和经济学等，对真理的无私探讨在集权主义制度里是不可能得到许可的，而对官方意见的辩护却成了唯一目标。停止了思想的人，也就不成其为公民了。《加拿大权利和自由宪章》规定的表达自由包括言论、出版、绘画、新闻、艺术表现等自由，不包括集会、游行、示威自由。

而是否有一个能够主动接受民众监督的政府却不能成为这样的标签，主动接受民众监督的政府可能是好政府，但不一定是民主政府——开明专制的政府也可能如此。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

[42]那么，某宗教团体内部是否可以禁止其成员在社团内部发表不同观点呢？应当说，在不违背本宗教根本教义的前提下，教徒们应当有就教义的内容、含义进行讨论的自由，有对本组织的活动提出批评、改进建议的权利。学术自由和教育自由必须忠诚于宪法。[英]弗雷德里希•奥古斯特•哈耶克著：《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冯兴元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4、23页。书面表达言论的自由并不都是出版自由，如发言稿、手抄本、传单、小册子、未发表的论文或诗作、电子邮件、手机短信等就是以出版形式以外的其它书面形式表达的自由。

文章来源：马岭著：《宪法权利解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历史已经证明，禁止人们发表言论，禁止媒体报道事件真相，只会更加激起人类的好奇心，使持异议者更坚持社会的基础已经腐朽的信念，和更狂热地寻求发表他信念的别的方法。国家对于从事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公民的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以鼓励和帮助。作为一种表达方式，言论表达与其它表达相比总是更迅速，更方便，成本更低，因此人们在需要表达的时候总是更经常地使用言论表达，并且通常是在言论表达不能满足自己表达的欲望时，才考虑用其它方式表达。

但不论政府对公民监督的态度如何——接受还是不接受，欢迎还是不欢迎，监督政府都是民主法治社会中公民的基本权利。至于官方的出版行为，如大规模地编写、出版有关宣传材料或官方认为有利于社会稳定的书籍等等，这种出版行为与权力密切相关，而与权利无涉，出版自由是公民（包括法人）的自由，而不是政府的自由，因此尽管政府也可以有出版行为，这种行为也可能具有正当性，合法性，但它们不属于出版自由的范畴。

无论把相对论说成是‘犹太人对基督教基础和日尔曼人物理学的一种攻击也好，还是说它受到反对是因为‘它同辩证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有矛盾也好，总之，它们都是殊途同归的。[40] 据林来梵教授考证，监督权是我国宪法学界自行创立的、为传统宪法以及当今其他国家的现代宪法所没有的新型权利。

正像政治权利、精神自由等不是一项专门的宪法权利而是某些宪法权利的概括、但又概括的不十分准确（至少很有争议）一样。而创新和突破往往需要对旧有的规范、体制、思路、模式提出怀疑和挑战，提出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可能是奇思异想、奇谈怪论、荒诞离奇、大逆不道的观点，自然科学是如此，社会科学也是如此。制成法律的种种决定所反映的，就不是社会的总的需要，而只是在权力根源上能够令人感觉到的有势力的需要。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12] 新闻自由作为一种自由所追求的秩序是自由基础上的秩序，而不是牺牲自由的秩序，如果为了秩序而完全牺牲自由，那将脱离宪政的轨道而滑向专制。但思想自由的范围比言论自由要宽，没有思想自由，言论不可能自由。

一个社会要是容不得知识渊博的臣民，把最有知识的公民当作国家的敌人看待，禁止议论政府的活动，禁止教育人民，就是管理制度有缺陷的无可争辩的证据。大量事实都已证明，哪一个领域没有言论自由，哪一个领域就难以创新，政治领域也不例外。

言论自由对于受教育权的意义，在学生方面，它不仅促使学生学习知识，掌握技能，而且帮助学生学习怎样思维、培养其怀疑和批判精神，使之不轻信，不盲从，进而成为有独立人格的人。言论自由并不是任何人想说就说，想在什么时候说就在什么时候说，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说谁就说谁，想对谁说就对谁说。

[16] 即使同一个人在其出版物中表达的意见也往往比他平时发表的言论更有理性。但是无论怎样安排，都必须符合一个重要的原则——用否定的方式来阐述，就是，不应拒绝倾听任何政策建议。

如果对这样的言论不能容忍，则该组织内部的制度可能是不民主的，而现代法治社会的宗教自由和结社自由要求宗教团体内部应贯彻民主管理的原则。见[荷]亨利•范•马尔赛文、格尔•范•德•唐著：《成文宪法的比较研究》，陈云生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49页。因此在民主社会，言论自由是不可或缺的，它使国家和公民双方受益，一方面公民获得了发表意见、参与国事的自由，另一方面也促使国家了解公民的意愿，满足公民的合理愿望，改进政府的工作。任何一方不能禁止另一方的宗教言论，因为根据平等原则我们每个人都享有同样的言论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

对于任何命令，不再加以审查就服从了。我们的信仰和知识，正和我们的肢体与面容一样，愈运动愈健康。

[32] [英]密尔顿著：《论出版自由》，吴之椿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34—35、41、38页。与其他自由不一样的是，国家在法律上只能保障而不能限制思想自由，从这个意义上说思想自由是一种绝对的自由。

法国《人权宣言》和有关法律规定的表达自由包括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著作自由、艺术表现自由。[17] 五、言论自由与选举权言论自由是公民行使选举权的前提，没有言论自由就不可能有竞选，而没有竞选的选举不是真正的选举。

作者简介：马岭，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教授。[5] 杨海坤主编：《跨入新世纪的中国宪法学》（上），中国人事出版社2001年版，第313页。集权主义通常反对为科学而科学，为艺术而艺术，而要求每一个活动都必须有一个自觉的社会目标来证明它是正当的。因此，在这些领域里甚至连追求真理的伪装都被抛弃了，什么学说应当传授和发表都由当局来决定，这是不足为奇的。

在这种情况下，公民很难发表什么言论，或者即使发表了也说不到点子上。从这六项权利来看，‘监督权基本上仍近似于或相当于传统宪法学上所说的情愿权，即人们对国家或其他公共机关就一定事项而提出希望、不满与要求的一种权利。

虽然可能每个人的发言会限定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每个人发言之前要经过会议主持人的许可，但这种为了有效商讨、有序议事而维护会议秩序的措施本身是经过大家讨论共同决定的，而且无疑是明智的。它并不要求，不论什么场合，每一个公民都要参与公共讨论。

创作是人类的最高级劳动，它不仅仅是作，而且是创造性地作，这意味着创新和突破。关键之处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说话，而是每件值得说的事情都可以说出来。